浙江省江山中学(浙江省江山中学艾鹏飞和女生)

　　有道是“鸟过留声，人过留名。”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中的许多人把“人过留名”作为毕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因为要在当今的世界上留下一个好名声，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而在温州乃至浙江，提起周德文的名字可谓掷地有声。有人说周德文走到那里，那里就会有刮起一股旋风、出现一段传奇。这一说法的依据，靠的是通过他自身不懈的努力才达到的。2016年1月25日，笔者在浙江省人代会上采访周德文时，发现他外貌长得眉清目秀，就像一位标准的教书先生。在采访中回答问题时，他谈吐斯文，表述完美，这种儒雅的书卷气是一般人学也学不来的，而是伴着他不凡的人生历炼出来的。

　　从江山走出来的骄子

　　溯滔滔钱江由东向西而上，经富春江、新安江、兰江、衢江，便到了钱江源头之一——须江。浙西历史文化名城江山市也因其境内有流水如歌的须江和被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列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名录的风光旖旎的江郎山而得名。须江也称“江山江”，她由西往东流经江山市全境，是60万江山人民的母亲河。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翻开江山的历史，这里历史悠久，人才辈出。历史上江山曾出过毛让、毛延邺、毛可游、毛文典、毛晃、毛友、毛天叙、毛恺等9个尚书，还有毛维藩、毛维瞻、毛国华等240多名进士。在江郎山附近的江山石门镇的清漾村，就是毛泽东的祖居地，也是江山毛氏的发祥地，据清漾和韶山毛氏族谱印证：毛泽东系清漾毛氏第56代嫡孙。

　　在近代江山人中，较著名的有国学大师毛子水、北洋总理熊希龄夫人毛彦文、鲁迅先生在医药界的朋友毛咸、为宋庆龄、鲁迅、蔡元培、萧伯纳等在上海宋庆龄宅前拍摄那张珍贵合影的著名摄影家毛松友。在当代有原中国记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与人民日报原副社长、副总编郑梦熊，新华社前副社长何东君，全国英模人物、浙江省军区原副政委范匡夫将军，还有两院院士胡仁宇、毛江森、徐元森、郑树森等。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如今在中青年江山人中，现任APEC中小企业联盟中国委员会副主任、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浙江省十一届和十二届人大代表、浙江民营企业投资联合会会长、温州东方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周德文先生，可以说是最杰出的一位。

　　1961年7月8日，周德文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市一个干部家庭里。他的父亲叫周正恭，是江山市二轻局的办公室主任，是当时江山的“笔杆子”之一。父亲思想活跃，还喜欢研究剖析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和焦点现象，所以常有杂文、新闻报道在《浙江日报》、《浙江工人报》、《金华日报》、《衢州日报》和《江山报》上发表，并有些文章获奖。这一切，对儿时的周德文来说，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上小学开始，周德文就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小学毕业后，他就考上了浙江省重点中学——江山中学就读，在学校里表现出色，曾担任江山一中团总支副书记。

　　周德文是一个有理想的江山骄子，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周德文从上中学开始就为自己的人生定下了五个阶段奋斗目标：“读十年书”、“教十年书”、“办十年企业”、“做十年社会活动”、“写十年书”，并不断为此而奋斗。

　　成为大学教授和民营企业家

　　1980年秋天，周德文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浙江冶金经济高等专科学校（今嘉兴学院），后被选派到复旦大学管理科学系深造。经过4年的寒窗苦读，1983年他毕业后，就被分配到老温州大学，先任经济管理、国际贸易系讲师。站在三尺讲台上，他认认真真教书育人，为国家培育了一批经济管理、国际贸易桃李。由于教科研成果突出，后来他被提拔为专业教研室主任。

　　要给学生半点桶水，自己要有一桶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处在一个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变，从浅层改革向深化改革转变，观念的变化、知识的更新速度非常之快，身为大学老师的周德文，一边在教学生，一边在自己不停地充电，也学到了许多国际贸易、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知识，这也为他后来选择的人生新路，打下了良好基础。

　　周德文工作的温州，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一提起“敢为天下先”这句话，许多读者就可能会想到温州人，这句话似乎是温州人的专利，就像温州人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一样。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温州人发扬“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艰苦创业精神，不惜走遍千山万水，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排除千难万险，最终掘得了千金万银。于是乎，“温州人的头发是空心的”、“温州人的手是会播种银摘金的”、“温州人的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有铜板在滚动”，这些赞美之词溢嘴而出。温州，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地名，还是一种富有的象征，一种商业的文化，一种创业精神的载体。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温州模式”，更是一度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样板。

　　值得一提的是，周德文的老乡董朝才，经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王芳委派，于1985年12月，从金华地委书记任上调到温州担任市委书记。当时外界对温州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议激烈，甚至北京个别高层领导都发话要求温州“纠偏”。董朝才当时就是带着“纠偏”任务去温州的，然而他经过详细的调研后，发现这个“偏”其实并不偏，温州人谋发展跟搞资本主义不能划等号。结果他不仅没有“纠偏”，还为有些创业者提供了方便：如支持方培林办私人钱庄和杨嘉兴办鹿城区信用社，这在全国是首创，可以说董朝才冒了巨大的政治风险。特别是有关方面提出要摘掉“温州改革实验区”牌子时，董朝才用摘“乌纱帽”的勇气全力保护。1990年2月，任期未满的董朝才被提前调离了温州，改任浙江省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发展研究中心、省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在离开温州的那天晚上，天下着连绵细雨。吃好了同事们为他送行的晚餐，已经是夜里的10点多钟了，对温州依依不舍的董朝才特地到温州鞋革小商品市场转了一下，带着心中的遗憾走了。

　　当时作为温州大学国际贸易系教研室主任的周德文，此前就开始跟踪研究“温州模式”和“民营经济”，温州民营企业的许多创新理论观点和实践经验就是他最早提出来的。虽然董朝才是从政，周德文是搞理论研究，他从理论上支持了温州的改革开放，弘扬了“温州模式”。所以，这两位江山人都是在做相同的事，历史也证明他们是做对的。且周德文后来做成的一切，也替他的前辈和老乡董朝才弥补了遗憾。

　　周德文不仅是“温州模式”的研究者，也是“温州模式”的实践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温州人办企业、当老板，成了温州这块热土上起的一阵又一阵的热风。周德文正是顺着这股风势，于1993年辞职下海办企业。

　　周德文首先参与创办了一家民营企业叫庄吉集团，中外合资温州威丽斯服装有限公司（即庄吉集团的前身），他出任了首任董事、总经理，也是最原始的股东之一。另外一家企业就是浙江巨龙集团，在“巨龙”他不是股东，而是一位职业经理人。他在这两家公司里总共当了9年时间的总经理。后来，他又创办了“新商人”、 “中和正道”公司。这时的他知名度已经很高，且社会兼职较多，所以他只担任董事长，公司的具体业务由他聘任的总经理打理。